欧洲经济史回顾——西班牙人与葡萄牙人凭借新航线的发现带来的时来运转，迅速积聚了大量财富，而英国人则经历了几个世纪的风风雨雨和奔波忙碌，才在最牢固的基础上建立起了国家的繁荣。但这不过是一个中了头彩的败家子的财富，而英国人的财富却好比是一个精明强干善于勤俭持家的家长积累起来的。前者因为出手阔绰着装豪华可能一时显得比后者更令人羡慕，但它的财富只是肆意挥霍和及时行乐的手段，而后者则把财富看做是为子孙后代奠定精神和物质幸福基础的主要手段。
西班牙很早就拥有大批优质绵羊，这促使英国国王亨利一世于年下令禁止进口西班牙的羊毛，而在此前的十世纪和十一世纪，意大利羊毛织造商曾经从西班牙大量进口羊毛。在那以前的二百年，比斯开湾沿岸的居民就因冶铁业、航海业和渔业而著称，他们也是早期从事捕鲸业的人，即使在年，他们在这方面的技能还远远领先于英国，以至于英国请求他们派渔民到英国去，指导英国人如何从事渔业贸易中的这一独特行业。
早在十世纪阿卜都拉曼三世统治时期（公元～年），摩尔人就已经在瓦伦西亚河流域肥沃的平原上大规模种植棉花、水稻、甘蔗和养殖桑蚕了。在摩尔人时期，科尔多瓦、塞维利亚和格拉那达的棉织业和丝织业就占有重要地位。瓦伦西亚、塞哥维亚、托莱多与卡斯提尔地区的其他几个城市都以毛织业著称。历史早期，单塞维利亚就有一万六千台织机；在年，塞哥维亚毛织业雇用了一万三千名纺织工。其他工业，主要是武器制造业与造纸业，发展规模相仿。在科尔伯特统治时期，法国仍习惯于从西班牙采购纺织品原料。西班牙的口岸城市一度商贾云集，桅杆林立，是大规模贸易与重要渔业的集散地，至腓力二世统治时期，西班牙就拥有了世界上最强大的海军。总之，西班牙具备了实现富强所必须具备的全部因素，是顽固与专制联手把强大的民族精神窒息了。这种愚昧的行为起于驱逐犹太人，驱逐摩尔人则使这一行径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将二百万最勤劳、最富有的居民连同他们的资本赶出了西班牙。
宗教审判在忙于驱逐本国工业的同时，也有效地阻止了外国制造商来本国安家落户。美洲大陆与望角航线的发现，仅仅给这两个国家带来了短暂的表面的虚假的繁荣，实际上，这两大发现却给了它们的国家工业和国家力量致命一击。从此以后，西班牙人与葡萄牙人开始用他们从殖民地那里攫取的金银购买外国制成品，而不是像荷兰人和英国人那样先后用本国产品交换东、西印度群岛的农产品。这两个国家把本国能干而勤劳的公民转变成了奴隶贩子和殖民地的统治者，这样，它们就促进了荷兰和英国两国的工业、商业和海上势力的强大，壮大对手，进而对手摧毁了它们的舰队，掠夺了它们的财富资源。西班牙国王最后不得不颁布法令，禁止出口硬币和进口制成品，但却以失败而告终。勤奋、进取的精神和商业只能在宗教和政治自由的土壤里生根发芽，金银只愿留在工业懂得如何吸引和使用它们的地方。
然而，葡萄牙在一位开明强权大臣的支持下，曾试图发展自己的制造业，初期效果令我们震惊。那个国家像西班牙一样，很早就有优质绵羊品种。斯特拉波告诉我们，葡萄牙从亚洲引进了一批良种绵羊，每只羊的价格为一塔兰特（talent，古希腊、罗马、中东等地的货币单位。——中译者）。厄勒塞拉伯爵年当上大臣时，他产生了一个念头，即建纺织厂，利用本地原料生产为本国和殖民地需要的商品。有了这个想法后，葡萄牙从英国引进了大批纺织工，由于采取了保护措施，纺织业迅猛发展，结果在三年以后（年），禁止外国纺织品进口就切实可行了。从此以后，葡萄牙就用使用本国原材料生产的产品供应本国和其殖民地的产品需求，事业兴旺发达，长达十九年之久，英国学者提供的证据证实了这一切。
的确，即使在那个时候，英国人就已经向世人证明了自己的才能，并在以后的时间里不断努力，成功地将自己的才能提高到了完美的程度。为逃避葡萄牙的关税限制，他们生产了一批标识为哔叽和棉毛的织品，然后出口到葡萄牙，这些新产品与棉织品质地略有差异，但用途却相同。但是，葡萄牙不久就识破了这一伎俩，随即下令禁止进口这类物品。这些措施取得了很大的成功，成效显著。这个国家以前并不强大，又由于驱逐犹太人而流失了大量资本，这些资本在国外找到了用武之地，而且这个国家还遭受了顽固势力、腐朽政治与封建贵族之害，民众自由与农业被扼杀了。
但是，厄勒塞拉伯爵逝世以后，英国著名的保罗·麦修恩大使于年成功地说服了葡萄牙政府，称如果英国允许葡萄牙酒按低于别国所纳酒税的三分之一的税率进口，那么作为交换条件，葡萄牙则允许英国毛织品按年以前的税率（即百分之二十三）纳进口税，这将对葡萄牙大有裨益。由于国王希望增加关税收入，而贵族们也希望增加地租收入，于是就为该商业条约的签订提供了主要动机，英国女王（安娜）在该条约中称葡萄牙国王为“她的最老的朋友和同盟者”——她奉行的原则同当年古罗马元老院对付那些统治者的伎俩如出一辙，当时，元老院为了讨好那些不幸的统治者，密切与他们之间的关系，惯常使用这类称呼。
该条约缔结后，英国制成品迅速充斥了葡萄牙市场，直接导致了葡萄牙的制造业的突然的、彻底的崩溃，这一结果与此后与法国签订的所谓《伊甸条约》以及德国废除大陆制度所造成的后果完全一样。
据安德森证实，即使在当时，英国人就已擅长在进口报关单上做手脚，少报货物价值，结果，实际上他们缴纳的税还不到应纳税的一半。
“限制取消以后，”《英国商人》一书中说：“我们成功地拿走了他们那么多的银币，而他们那里却所剩无几，已经无法满足自己的需求了，于是我们转而攻取他们的黄金。”英国人继续从事这个贸易，直到最近一个时期，他们输出了葡萄牙人从殖民地获取的全部贵金属，把其中的大部分运到东印度群岛和中国，像我们看到的那样，他们在那里把贵金属换成商品，然后运往欧洲大陆出售，以换取原材料。英国每年出口葡萄牙的量超过了从那个国家的进口量，达一百万镑。贸易顺差使汇率降低到了百分之十五，这对葡萄牙不利。“我们同葡萄牙的贸易差额同任何其他国家的相比，对我们更有利，”《英国商人》一书的作者在向那位声望显赫的公使的儿子保罗·麦修恩爵士献辞时说：“我们现在从那个国家输入的硬币已经增加到了一百五十万镑，以前只不过三十万镑。”
从此以后，英国商人、政治经济学家和政治家都盛赞这个条约，认为是英国商业政策的杰作。安德森对影响英国商业政策的所有问题洞察清晰，向来以自己的方式非常坦率地对待这些问题，他称这个条约是“一个非常公平有利的条约”，并情不自禁地天真地振臂高呼：“愿它永永远远持续下去！”
只有亚当·斯密一人持保留态度，提出了一种与这些人们齐声赞同的论调直接对立的理论，认为无论从哪个方面都无法证明《麦修恩条约》为英国商业带来了特别的利益。现在，如果说有什么可以用来说明为什么舆论对这位知名人物的崇拜以及接受他的观点到了盲目的地步的话（部分极为荒谬的），那肯定是这样一个事实，即至今尚无人驳倒他前面提到的那个独特的观点。
亚当·斯密在其著作中说，因为《麦修恩条约》，英国允许葡萄牙酒只须缴纳别国同类商品应缴关税的三分之二，这是给葡萄牙人的决定性优惠，但英国人出口到葡萄牙的毛织品，却仍要和他国一样缴纳同样高的关税，所以葡萄牙人并未给予英国人任何优惠。但是，难道葡萄牙人以前不是一直从法国、荷兰、德国和比利时进口他们所需的大部分商品吗？难道英国人从此以后就没有用一种产品独自控制葡萄牙市场，而这种产品葡萄牙本身就拥有？难道他们没有找到一个使葡萄牙关税降低一半的方法吗？难道这个交换过程没有给葡萄牙酒的英国消费者百分之十五的好处吗？难道法国酒与德国酒在英国的消费还没有几乎完全停止吗？难道葡萄牙的金银没有为英国人提供从印度购买大量商品的手段，以及为他们提供用这些商品充斥整个欧洲大陆市场的手段吗？
难道葡萄牙的毛织业没有几乎被彻底摧毁而使英国人受益吗？难道没有因而使葡萄牙的全部殖民地，尤其是富饶的巴西殖民地，实际上成了英国的殖民地吗？这个条约的确对葡萄牙有利，但这只是名义上的，而该条约在实际上的执行和效果上却对英国人有利。英国人随后谈判签订的所有商业条约都强调突出了类似趋势。讲他们是世界主义者和博爱主义者，但就其目的和努力而言，他们总是垄断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