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年，法兰西第五共和国设立了科技研究总代表团。它是科研部的前身，掌管公共研究的预算。年，预算金额为四亿法郎，与前年相比增幅为%。这些不同的措施都促成了二十年来医学研究的飞速发展，使法国超越美国，稳坐心脏病学领域的头把交椅。
20世纪80年代，医院和研究的管控力度明显加大。年，Inserm脱离了卫生部，归到了新设的研究部，同时内部进行了重组。此次重组改变了Inserm成员的身份，使他们从研究者变成了官员，这促成了大量非医生人员的加入。自20世纪80年代起，通过一系列改革，医院领导者的权力终于得到了显著加强，医院的全部管辖权。
研究这些变化所带来的影响，以及医生和研究者的权力向政府的过渡，定然十分有趣，然而这并非此书的目的。我们只欲将其与美国的现行体制做一比较。在美国体制中，决定的中心不在于政府，而在于国家代表，在于至高无上的人民，即在于国会。国会周围有一个重要的专家群体，国会会影响“国立”卫生研究院的决策。这样，民选代表会根据专家的建议和人民的需要，可以将预算导向其他学科。
在美国，医学研究的预算数额巨大，发展惊人，从年给予“国立”卫生研究院的亿美元增长到了年的亿美元。国会上，由总统所建议的预算数额一涨再涨。结果便是，这些欧洲的“大制药公司”为了能分一杯羹，将他们的研究中心建在了大西洋彼岸。为了研发罕见疾病“孤儿药”的治疗药物，美国于年采取了一项有效的鼓励措施——颁布了《孤儿药法案》。
这一法案对致力于新分子研究的公司给予税收和贸易上的优惠。同时，效果显著：诺贝尔奖频频获得，新型分子的发现显著增加。20世纪70年代时，2/3的新型药物是由欧洲研发的，美国和日本共同完成剩下的1/3。但在年，超过60%的新型分子是由美国研发的。20世纪60年代，法国几与美国持平，每年大约研发出90种新型药物，是德国的两倍，英国的四倍。但是，—年，法国研发了14种，美国却研发了85种。
关于戴高医院和医学研究的改革方案，盖伊·威尔麦和丹尼尔·布迪耶有着非常详细的记载。这些记载摘自Inserm于年出版的书籍《献给让·多塞教授》。丹尼尔·布迪耶写道：“自年起，我们的重心便转向了势在必行的医学研究改革。多塞是这一改革的筹划者。一群青年医生从此踏入了孟代斯主义阵营，其中包括盖伊·威尔麦、安德烈·鲁塞尔、雅克·罗宾还有我。
此时，孟代斯·弗朗斯对于这些人更多是一种精神上的借鉴，而非政治派别。年，我们决计向罗伯特·德勃雷教授求助，希望他能领导我们的行动。德勃雷教授早已预想过一套医学改革的方案，跟我们的也大致相似。我们当中有人跟他打过交道，尤其是盖伊·威尔麦曾做过他的实习医生。让·多塞于是和比埃一起，被任命为国家教育部的技术顾问。至于威尔麦和我，任医院的领导，向他们解释改革的合理性。时任总理的米歇尔·德勃雷是罗伯特·德勃雷的儿子。
多亏了他，当时的国会主席戴高乐将军才于年颁布了法令，自此我们的改革方案终于落实了。”盖伊·威尔麦说道：“我为我们选择罗伯特·德勃雷出了把力，年的时候，我还当过他的实习医生呢：他实在是领头的不二人选。此外，我还在《解放报》上读过他战时秘密写作的文章，很精彩！他的改革主张跟我们不谋而合。我们与罗伯特·德勃雷会了面，问他能否出任委员会主席。
他气度不凡，自有一种慑服人的本领。对于医生是否要选择全职，他想法绝妙，提出了一种双重的解决办法。他说：他们既要临床诊治，教授医学，同时还要搞研究。因此，我们终于从改革者变成了施恩者。也就是说，我们曾经确信的方案即使被议会通过，最终也会被驳回。因为不知道戴高乐将军是否会批准。但是，德勃雷对我们说：我认识他，替他的孙女治过病，我会找他谈谈。医院工作那会儿，德勃雷经常过来。
有次，会诊结束后，他看过几位病人后，便碰到我，拉着我工作衫的扣子不让走。他对我说：我的小威尔麦，我可得跟你说道说道我跟戴高乐的会晤啊！我到得挺早，跟往常一样，在约好的时间，将军接见了我。他对我说，您好啊，我亲爱的大师，他竟唤我作大师……罗伯特·德勃雷继续说，你晓得的，威尔麦，我认识共和国的所有总统。这些人都非常聪明。大家同他们讲事情，他们都懂。
刚一懂，就被另一个换掉了，真没效率。跟他们在一块儿的时候，总有电话打进来。他们桌子上总堆满了无用的文件。但在戴高乐的办公室，桌上空空如也，只有一部电话……和他为我准备的两页材料。”勒内·比埃当时担任国家教育部部长，是一位很有影响的政治人物。他的顾问雷蒙·布瓦涅追忆他们会议的场面：“年整整一年，我们的工作小组都在忙着逐条起草改革方案。光属人法，就至少有六十来条。
晚上，我们到罗伯特·德勃雷家里去汇报工作，让·多塞和几个土耳其青年人也在他家。圆桌会议上，罗伯特·德勃雷拿出卢瓦尔河沿岸产的布尔格伊葡萄酒来招待我们。他自己的小城堡里有个葡萄园。慢慢地，我们聊到了文案的起草。属人法确定后，就轮到全职选择的问题了。所有人都自由选择，不得强迫。想留住自己城里工作室的，可以继续保留以前的身份。
罗伯特·德勃雷对我说：选择的时候，不会有太多人的。我回他：要是他们没有选择的意愿，以前又何苦为了双重职业的利益最大化而斗争呢？结果是，63%—64%的人选择了新身份。接下来是开展新的竞赛、确定职位数目。新竞赛进行得很快，改革就这样顺利地启动了。这是最成功的一次改革。”尼采曾说：“如今，法国是最神圣化、最考究、最具品位的欧洲文明的中枢，但是，这一具有品位的法国还有待于我们发现，它各方面都隐藏得很深。”
从我来到法国，便有机会遇到这种“神圣化的、考究的精神”，这一“具有品位的法国”。这一医院里。作为一名年轻的大学生，我先后在蒙彼利埃和巴黎的老师们身上发现了这种精神。他们世事洞明，严于律己，对自我在身体、智力、道德、职业方面的要求都极为严格。他们的品质令我感动。我医院是如此幸运。
这里盛行着一种求知的风气，每个人都不辞辛劳，力求做到最好，本着一种在校求学的心态，成为求知的一分子，沐浴在教师们的激励目光里。教师则象征着一种医学理想，正是这种理想使千万学子离开家乡，负笈千里。在这人才的苗圃里，自由的氛围无处不在，这种氛围对科学创造的重要性，我们已经反复讲过。所有人都能照自己的喜好，来选择学习内容，取长补短，互相合作，协调得像座时钟。
医院的这种氛围，其实不过是城市生活的反映。巴黎经历着一个辉煌的时刻，吸引了欧洲和国际上的知识精英。20世纪60年代，阿尔及利亚战争的结束和第五共和国的诞生，使法国有了一个政治稳定的时代。欧洲在“二战”后，还不断发生着骚乱：德国分裂、意大利陷于黑手党和“极左”运动的困境、佛朗哥使西班牙苦不堪言、萨拉查让葡萄牙水深火热、柏林墙致使东欧陷入一片黑暗。
结语
正如托勒密时期的亚历山大城和16世纪的帕多瓦，巴黎也成了所有热爱自由的人士的避难所。此外，巴黎人热情好客，向所有身怀知识的来客敞开大门。现今掌权的一代都曾经历过“二战”，不少人还经历过“一战”。他们目睹过国家的摧毁和重建。他们明白开放政策有益处，并希望能留给后代一个和平繁荣的国家。这一时期，心脏病学经历了一次革命性的变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