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殖民者为了财富,可以不惜一切手段,残忍到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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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欧洲殖民者打算在加勒比地区发财致富,却不愿付出自己的劳动。从一开始,种族主义和压迫就是欧洲人在加勒比地区殖民的特征。大多数欧洲人的潜在信念是,加勒比地区的土著不能与欧洲人等同:他们是异教徒,没有仁慈之心,缺乏灵性。按照这种逻辑,他们最初是围绕采矿与淘金,后来演变成奴隶制度。

尽管禁止加勒比地区的殖民者迁居大陆的法律已通过,但西班牙最高统治者深知,仅有法律还不能使殖民者永久居住在岛屿上,必须有另外的吸引力,另外的财富资源——蔗糖满足了他们的愿望。

蔗糖工业的简单开端为加勒比地区作了及时的定位。哥伦布第二次航行时将甘蔗引入到伊斯帕尼奥拉,但是,当时他们认为采矿业比农业更重要。年,在伊斯帕尼奥拉的德拉维加镇,一位殖民者开始种植甘蔗并生产蜜糖。年,一个功率有一马力的制糖作坊设立在这个镇上,两年后,一个甘蔗种植园和一个蔗糖精炼厂建立,精炼厂使用水力以减少劳动力,生产效率是作坊的两倍。20年后,在伊斯帕尼奥拉有四五十家精炼厂,每家使用80—个奴隶,产值约00达卡金币,相当于美元,但没有精炼厂生产收入的实际数据。

工业需要大牲口供工人食用,拉车,从田地里运送甘蔗到精炼厂。种植甘蔗需要土地和水,这是一项需要大量投资的计划,开始由西班牙当局提供资金:“国王免除了从事甘蔗种植者的债务,后来,奴隶、工具和生产蔗糖所需的物品都被取消了回赎权……进一步放松信贷以鼓励蔗糖的生产,国王还下令拨出一批资金支持糖厂的建设。”这是一项有利可图的计划:甘蔗种植者每年可挣到达卡金币以上。

这种观念传播开来,在波多黎各,殖民者试验甘蔗的种植,年,第一个糖厂在圣赫尔曼附近建立,到年,有五个精炼厂在运作。在这10年中,牙买加建立了30家精炼厂。然而,制糖工业在古巴却发展缓慢,因为,这里的殖民者在集中种植另一种作物种植:烟草。

达到加勒比地区不久,哥伦布看到泰诺人将一种长长的叶子插入鼻孔或嘴里,吸气后吐出一股股的烟。修道士卡萨斯了解到泰诺人用一种被他们称为“库赫巴”的植物作为宗教仪式的一部分,以求达到祈祷的目的。16世纪60年代,烟草的种子被带到西班牙,年,一个医师撰写了一篇论文,辨明了36种病症,像头痛或起水疱,可以用烟草这种植物来缓解病症。至17世纪早期,欧洲和美洲殖民地的烟草市场不断扩大,年,古巴运至西班牙的烟草至少有磅。4年后,运送的烟草超过了磅。

随着被称为“维加斯”的小型农场的建立,烟草的种植扩展到了古巴全岛。潜在的财富在西班牙激起了极大的兴趣,国王也从中看到了另外征收关税的途径。年,皇家烟草商行建立,从古巴烟农手中收购烟草,禁止他们将烟草直接卖给别的西班牙殖民者。烟农将这种新的垄断视为一项由国王制定的严厉的经济措施,它立即遭到了强烈反抗。烟草种植者抵制这项政策断断续续经历了好几年。年,国王处决了12名叛乱的烟草种植者。

为了避免与殖民政府发生冲突,一些烟草种植者迁移到古巴西部众所周知的大阿瓦奥地区,即现在的比那尔德里奥,他们在这里找到了更适合烟草种植的土壤。这里生产的烟草富有香味,被认为比古巴其他地区以及加勒比地区其他岛屿生产的烟草要好。到17世纪晚期,在英国,古巴生产的烟草比英属美洲殖民地弗吉尼亚生产的更受欢迎,当然购买古巴烟草需要付出更多金钱,所以经常发生烟草走私事件。

这一时期,烟草在古巴也渐受欢迎:“古巴吸烟者的数量令所有的来访者吃惊,甚至一些老年妇女也吸烟……甚至马索拉收容所的疯59子也在不断地吸烟。”这成了古巴的一项特色,一项古巴社会与种族的特色,包括雪白的蔗糖(属欧洲血统)与棕色的烟草(非洲血统)。

奴隶制的引入烟草与甘蔗都是劳动力密集型的作物。西班牙殖民者不愿意进入甘蔗田去收割运送甘蔗,绝大部分土著已被西班牙人消灭,替代的劳动力很急需。

第一个解决劳动力需要的方案是输入白人劳工,通常要么是签有合同的佣人、以劳力抵偿路费之移民,要么是判了刑的罪犯。签有合同的佣人常常是那些穷得付不起到加勒比地区川资的移民。为了偿付盘缠,他们在家乡先签订协议,答应到达后为某个主人服务一段时间。一旦合同到期,他们就可返回欧洲或留在加勒比地区。

以劳力抵路费之移民是未来的殖民者,虽然他们穷得连路费都付不起,但他们没有事先签好的劳动协议,他们向船长许诺偿还他们的路费,到达加勒比地区后,他们找一个朋友或雇主偿还欠船长的费用。如果他们不能偿还,船长会将他们卖给另外的船长或商人。

白人劳工的第三个来源是罪犯,他们被运到殖民地并待上相当长一段时间,通常是7—10年。被监禁的原因可能是任何事情,如未成年人从女士那里偷一条丝织的围巾,对其判决并不总适于罪犯的刑罚。在加勒比地区,罪犯被关在有围墙的种植园中,在监工监督下劳动。当罪犯劳动期限到达后,他们会获得自由,有时也允许返回家乡。当被释放或逃亡后,他们中的许多人最终加入了海盗的行列。

在获取和运送白人奴仆中的虐待是这个制度的一部分。在海港地区绑架是补充奴仆的可靠方法,绑架通过武力或是绑架者将受害人灌醉的方法。订立契约者经常借口奴仆没有履行完契约所规定的义务的方式对契约进行合法的再解释来延长奴仆的契约。

尽管存在虐待,这种制度终究被奢侈地提供给了殖民者与商人。奴仆希望在契约到期后获得一小块土地,当产生争端,奴仆同雇主和法庭进行斗争。殖民者可以购买奴仆的有限期限的服务,不能购买他们的自身,而且只能购买服务。受契约约束的奴仆可能逃跑并混入其他的殖民者中,或逃到海外去。

奴隶贸易的开端

欧洲商人和殖民者找到了一个补充加勒比地区劳力的较好方法。殖民者接受了卡萨斯的建议,这一建议是其在保护泰诺人时提出的:非洲人适于加勒比地区的气候,出名地能从事重体力劳动,不像泰诺人那样对疾病敏感。后来,卡萨斯很后悔提出这一建议,然而,为鞭挞奴隶制度,将责任都推到卡萨斯一人身上是错误的。15世纪,非洲奴隶劳动力已在靠近非洲的欧洲殖民地中使用,如加那利群岛,所以即使没有卡萨斯不小心的提示,西班牙也可能或早或晚地转向非洲奴隶。

欧洲殖民者渴望廉价的劳动力在其种植园里从事艰苦的劳动,非洲奴隶正好满足了这一需要:“购买一个白人奴仆十年服务的费用可以买一个黑人。”此地有一个现成的制度,而非洲是一个拥有数百个民族的广袤大陆,包括互相战争的国家,他们从抓奴隶们像货物一样被装上运奴船的甲板,根本没有可能将其卖为奴隶从中获利。一些部落或民族仅仅为抓获奴隶这一目的而发动战争。这些奴隶最先被送到葡萄牙,然后再运送到美洲,他们与非洲的一些酋长建立了长期的贸易协议。

17世纪,荷兰人加入了奴隶贸易的行列,从年到17世纪末,荷兰西印度公司成为美洲奴隶的主要的供应者,到年,荷兰往美洲运送的奴隶超过了10万人。法国是奴隶贸易的后来者。18世纪,法国选择通过直接从非洲获取奴隶来供应加勒比地区的殖民地,他们先将奴隶运到法国,然后再运到瓜德罗普、马提尼克、圣多明各和圣马丁。到18世纪末,法国向加勒比地区运送了万名奴隶。

葡萄牙最早认识到了奴隶贸易的经济潜力。起初,他们在非洲海岸各港口收集奴隶,然后将他们运回伊比利亚半岛。这种方式费用高、速度慢、效率低,所以很快被改变。从年开始,奴隶被直接运送到加勒比地区,一个痛苦的三角形成了。之所以称之为三角贸易,是因为运送奴隶去美洲包括三个步骤。首先,欧洲商人购买货物,包括枪支、刀、珠宝、烈酒和烟草,去非洲购买奴隶。然后穿越大西洋,奴隶被运送到加勒比地区,通常最先在荷兰殖民地库拉索岛登陆,奴隶从此地分送到其他岛屿、巴西和英属北美殖民地。在加勒比地区,种植园主购买奴隶,并向商人出售咖啡、糖、朗姆酒和烟草。商人将这些货品带回欧洲,这就完成第三个步骤。

当黑奴们在非洲内部被抓住并被卖给奴隶贩子,就开始了他们的被囚禁之旅。贩奴船每次可运送至名奴隶,具体数量视船只大小而定。成群的奴隶被绑在一起驱赶到海边关押起来,直到运奴船将他们接走。在船上,奴隶们被捆着塞入空间狭小的下层夹板的下面,甚至胳膊都不能伸向任何一个方向。

到加勒比地区的航程称为“中段航程”,持续两到三个月。在横渡大西洋的过程中,疾病折磨着奴隶们,包括疟疾、黄热病和肠胃失调,甚至出血,使得大便带血。在奴隶贸易的早期,15%的奴隶在到达海岸之前就死去了。到19世纪,死亡率下降到了5%,这主要是由于医疗技术的提高和较好地利用了船上的空间——这种改变不是出于奴隶贩子仁慈,而是为了保护他们自己的利益。

到达加勒比地区后,奴隶们被拍卖,并被带到最终的目的地,通常是甘蔗或烟草种植园。离开港口,他们被绑着运往目的地,奴隶们停留在像库拉索等地方,以适应新的环境,这就是奴隶贩子们所熟知的“调整”。

到17世纪,在加勒比地区定居人口的60%是白人,其余为非洲奴隶与幸存的泰诺人和加勒比人。西班牙禁止与其他国家进行贸易,同时他们也希望非洲奴隶人口比欧洲白人少,以限制海岛上的奴隶现有数量。英国人与法国人也注意到了过多数量的奴隶人口所带来的威胁,并制定了类似的措施。

多年以后,欧洲的国家将这种警告抛诸脑后。当小农场主被拥有大地产的甘蔗种植园主所取代时,人口统计学上的变化首先在巴巴多斯出现。到17世纪70年代,白人数量为人,而奴隶数量为人。每年卖到巴巴多斯的奴隶超过0人,到17世纪末,岛上的奴隶总数达00人。整个加勒比地区都变成了这种态势。

加勒比地区最具戏剧性的发展发生在圣多明各。年,受繁荣兴旺的蔗糖工业的影响,圣多明各的奴隶人口数量为40人,65而白人仅有人。绝大多数奴隶出生于非洲,而白人则出生于法国。古巴是第二个奴隶人口占优势的地区,其奴隶从年的00人增长到年的人。从年到年,输入古巴的奴隶数量共达6名。波多黎各是这种趋势中的一个例外。年,其奴隶人口数量约为人,而白人和其他有色人则为。这主要因为此处的大多数农场是小型农场,部分原因是由于这里缺少谷地或宽阔而平坦的土地。波多黎各的自然条件不适合甘蔗的种植,但却是咖啡种植的理想之地。

对奴隶劳力的需求是持续性的。甘蔗种植园的劳动体力消耗很大,而且奴隶经常中暑。工厂经常发生事故,机器故障可能导致工人死亡或丧失劳动能力。从年到年,估计有0万到1万奴隶输入到美洲,约万到了加勒比地区。英国是重要的奴隶输送国,占奴隶市场的28%,法国占13%,丹麦占12%,西班牙和荷兰约各占4.5%。葡萄牙提供的奴隶占据了市场的40%,但是它的主要目的地是巴西。

在英属西印度群岛,约60%的奴隶在田间从事种植工作,田间劳力被分组从事种植、除草和甘蔗收割等工作。其工作岗位主要由奴隶的年龄与体力,而非由性别决定。约10%的奴隶劳力在磨甘蔗或提炼蔗糖,其余作为家庭劳动的仆人。妇女参与到蔗糖生产的各个方面,除了怀孕并接近临盆之时才不从事劳动。

在法国的一些大地产上,类似的劳动组织也被使用,但有一种类型——“大组”例外,它通常由年轻的男子组成,被分派为耕种、清除林木并移去树根和树干的任务。8-12岁的儿童被组织到“小组”的人群中,承担除草的任务。约10%的男子在工厂中工作,而另外的10%在船上和需要技能的贸易中工作。

在西属加勒比地区,劳动的情况大体相似。所有的田间奴隶在一起劳动,不论性别,他们在带着鞭子的监工监督下劳动,监工通常是贫穷的白人或有色人。在收获季节,成组的奴隶可能被强迫连续劳动24小时,星期天才允许一天的休息。那些没有分组的奴隶也被分派工作,这些奴隶并不被直接监督,偶尔,如果足够幸运,还能有一些自由时间。

田间的奴隶生活艰苦,寿命较短。一些种植园主不愿在奴隶中鼓励自然的人口再生产,奴隶在艰苦的工作中死亡后,他们只是简单地换一批奴隶。一些人认为,他们最初对奴隶的投资要六七年可以收回,此后的收益就是纯利润。也有种植园主宁愿输入替代奴隶,也不愿投资改善奴隶的健康与公共卫生条件以延长他们的寿命。

城市中奴隶的条件可能稍微轻松一些,因为他们的劳动与某种生意相关,例如木工,或与某个庆典相关,如赶马车。在这里,一种技能或才干,例如裁缝,不像收割甘蔗那样容易替代。在哈瓦那,一个例子是,一位贵妇人因她的一个年轻奴隶的语言模仿的天赋而对其十分偏爱,以致允许他记录诗篇与训诫,并经常将其当作养子看待,他就是胡安弗朗西斯科曼萨诺,这个孩子长大后成了一名重要的诗人。

城市生活所提供的条件和在家庭中服务并不总是能使奴隶得到温和的对待。“奴隶总是在主人的监督之下,因此,他们更易于受到突然的惩罚与屈辱……这种情况对女奴隶更加真切……”她们可能受到性虐待,或受到主人的妒妇的虐待而求告无门。不论是在田间还是家庭中,也不论是在乡村还是城市,奴隶都不会被当作人来看待,确实与白人不平等。奴隶被法律定义为既是人又是一种财产。他们因主人的需要而工作,也可像一件家具那样被卖掉。奴隶制是代代相传的,通常由母亲一边传下去,奴隶也可以像不动产的一部分被继承。当主人欠债时,奴隶就可能被卖掉。法典,例如法国的《黑奴法典》,被编撰用来保护奴隶——毕竟他们是可以获利的东西。在欧洲各国之间,保护的水平不同,奴隶主并不总是遵守这些法典。

结语:为了逃避这种剥削,奴隶们发明了各种抵抗策略。他们努力保存一些非洲文化传统,许多奴隶假装接受基督教作为自己的信仰,但私下里仍然尊崇非洲传统的神。今天,这些信仰在全世界仍有上百万的信众,这是奴隶们抵抗仅有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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