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的外交性格 [复制链接]

　　俄罗斯民族是一个文化性格极不稳定的混合民族。俄国是文明史上后起、边缘性和被外来力量主导和塑造的国家。俄国上层的力量一贯是外来的冒险家主导，如维京海盗商人战士、拜占庭帝国的传教士、蒙古征服者、讲法语的外来高等侨民等等;底层则是无数文盲农奴，屈服于暴力和迷信的统治，生来狂热而不知克制。上下两层，如同油水互相分离，疯狂情绪互相传染却不能形成有效稳定的*治契约，因此俄国历史上数次发生的上层统治阶级彻底换血的大变动。蒙古金帐汗国三百年的残暴统治，与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多年战争，则让俄罗斯民族学会了敌人和对手的一切特征，并形成了文化基因和文明路径。野蛮残酷的农奴制、亚细亚特色的君主专制、贪得无厌不知克制的领土扩张主义、以及用成吉思汗的方式建设社会主义，其行为模式均根源于此。

　　俄国是一个没有自然边疆的国家，凭借着本能四处扩张，是一个因想象兴起，以武力聚合的*治机会主义共同体。横跨欧亚两大洲，两千多万平方公里的俄罗斯帝国的兴起，得益于西亚的地缘*治薄弱环节，以及北亚和中亚地区的地缘*治真空。当时土耳其帝国主要集中精力与哈布斯堡家族的两大分支奥地利和西班牙进行海陆综合较量，忽视了黑海地区的防务。波斯则因为与土耳其帝国你死我活的长期争斗，而对高加索和中亚地区鞭长莫及;而清代中国始终以中原地区为战略重心，对中亚和西伯利亚地区均视之为战略缓冲区，仅以不出现强有力挑战力量为限度。相比欧洲诸邦，俄国当时远离地缘*治斗争焦点，且地广人多，经得起总体战消耗战;针对亚洲，俄国则拥有技术和组织优势，因此俄国当时对东西方都有战略优势。这是俄国当年偏处东欧一隅却能通过巧取豪夺鲸吞蚕食成为巨型领土帝国的特殊原因和机遇。

　　俄国历史上外交战略上经常是随着最高领袖个人的意志与虚荣，翻烧饼一样自我折腾。在十八世纪七年战争期间，在位的女沙皇暴毙，继位者彼得三世极为仰慕普鲁士体制，从而退出对普鲁士的战争，让普鲁士大难不死，终为祸害。欧洲诸君主国反法战争期间，英国大使主导*变后，神秘沙皇亚历山大一世弑父继位，一改其父之亲拿破仑外交*策，毅然加入到英国主导的反拿破仑阵营，充当了反法战争的主力*。帝俄在神圣同盟时代无条件地维护俄奥普三国协作机制，克里米亚战争后则坐视奥地利分别败于法兰西第二帝国和普鲁士。德国统一强大之后，俄国外交则从亲普鲁士演变为反德意志。年以来俄国在外交上和意识形态上都一贯坚决反对法国革命，十九世纪后半期反德之后则跟法兰西共和国成为生死盟友;俄国从共同合作打败拿破仑之后，就把英国当作全球大博弈的最大对手，最后因反德亲法而与英国在一战期间并肩作战。

　　俄罗斯是一个虚荣心极强的民族，极为记仇，报复心极强。失败或者逆境时，怨天尤人从不自省，经常如*徒般孤注一掷，将本国的对手和本国都拖入深渊之中。俄国在年克里米亚战争被英法土三国联合击败后，便将扩张的矛头指向了中亚和远东地区，中亚诸汗国和清代中国均深受其害。年普法战争后，由于法国失败，限制俄国在黑海地区*力存在的《黑海条约》失效。俄国便再次针对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大打出手，扶植保加利亚独立，在巴尔干鼓吹泛斯拉夫主义，充当斯拉夫—东正教诸小国的保护神。在年柏林会议上，被英国成功剥夺绝大部分实质成果后，怨天尤人，迁怒诿过，把满腔仇恨撒在了无辜的会议主持国德国身上。俄国自认为在普法战争中以庞大兵力监视牵制奥匈帝国防止其倒向法国，间接助了普鲁士一臂之力，于是乎想当然的认为德国此后就应该在外交场合对俄国无条件地知恩图报。按照当时德国首相俾斯麦的本意，他根本就不愿意去当那个费力不讨好的主持人角色。反而是因为俄国在外交上对德国寄予了厚望，声明非柏林不去，最后俾斯麦戴上了会议主持人的炭火篓子而里外不是人。德国统一后，经济科技双双腾飞，与俄国在力量对比上强弱易形，于是俄国对德国羡慕憎恨嫉妒恐惧的情绪兼而有之，最终与德国的死敌以及俄国一直憎恨的无神论革命共和国法国建立了死亡同盟。

　　柏林会议之后，俄国对巴尔干的野心受到了限制，于是乎把战略中心又转向远东地区，掺乎中国事务，在朝鲜惹事生非，与日本在东北亚明争暗斗。俄国在年日俄战争中失败后，则再拾进*沙皇格勒(君士坦丁堡)复兴第三罗马帝国的旧梦，再次吹奏起了泛斯拉夫主义的神曲，深度介入巴尔干那个火药桶，终于引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和内部革命而使得沙皇俄国*权彻底覆灭，这是俄国对外对内综合国家战略的大失败。类似的历史场景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苏联时代末期又重演了一次升级版，只不过是把关键的地缘*治导火索从巴尔干换成了阿富汗。

　　尽管苏联解体已经多年，但俄国的心态一直还是超级大国的帝国心态，自视为世界级外交玩家。对于独联体组织、欧亚经济联盟、欧亚联盟、俄白联盟等俄国主导的前苏联国家合作框架，俄国虽说力量和手段都跟不上，但却丝毫没有影响其雄心壮志。不管是与中国主导的上海合作组织叠床架屋，还是因为缺乏动力而沦为鸡肋，反正是一个都不放弃。而且，俄国与古巴、叙利亚和委瑞内拉等地区外的新朋旧友继续勾勾搭搭，足见其重温全球帝国旧梦的心愿一直未了。苏联解体后，俄国外交种种不计利害，得不偿失的举动全是为了那个曾经拥有而未能忘怀的超级大国虚名。

　　在当前俄国面临内外危机的关键时刻，对于中国外交来说，需要认真考虑的是如何防止俄国将历史上累积的负面感情和当前的行动反应导向集中指向中国。中俄之间的综合力量对比尤其是经济力量对比，现在出现了强弱易形的局面。俄国现在的人口只有1.5亿人，仅为中国的约十分之一强，国内生产总值不超过2万亿美元，只有中国的约五分之一强。想必俄国现在对中国早已经产生了如同十九世纪后半叶德国统一经济起飞后针对德国一样的情绪。在此次油价暴跌的过程中，俄国绝对受损而中国相对受益。此结果虽非中国所刻意设计和主导，但人性一贯是因同患难而生情，未能共富贵则生恨。畏强凌弱，迁怒诿过，乃人之常情，中国对此不可不察。尤其是在俄国还握有强大战略工业和威慑力量，与中国在地缘*治利益上纠缠不清，有可能对中国造成实质伤害的前提下。

　　苏联的解体是苏联及其帝国和联盟体系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联盟主导的世界体系全面对抗的结果，中国外交决策者不能忘记的是，当年中国也加入了这个世界体系从而左右逢源，并造成了中苏之间彼消我长你死我活的结局。要汲取历史经验，避免苏联的命运，中国外交要注意的是首先不能与美国主导的世界体系全面对抗，其次要避免俄国主动加入这个世界体系从而在地缘*治上对中国形成全面的包围欲遏制。俄国如果加入围堵中国的行列则中国将彻底孤立无援只有绝路一条，因此中国外交必须避免本国孤立无援的极端局面，必须与当前外交格局中最大的变数俄国建立利益攸关的共同体关系。

　　根据俄国外交的历史经验和行为模式，只有让俄国拥有自身的帝国及联盟体系，志得意满，一呼百应，与世界霸主平起平坐，分庭抗礼，才能让俄国出于虚荣克制自己的扩张主义本性和违背自身的实质利益，不计代价的维护体系和盟约，这在十九世纪初形成的维也纳国际体系中体现得最为明显。那么中国当前外交运作的最重要任务就是需要帮助和支持俄国获得一个有效运作的联盟体系，并且要使俄国视中国为实质盟友。是不是需要盟友的正式名义这无关紧要，最关键的是如果要让俄国把中国当作实质盟友来对待，那么中国就必须针对俄国付出实质盟友的努力。在利害关系一致的联盟关系中，助人即是助己，因为盟友出头，是首先承担了共同的压力。

　　针对俄国的超级大国心态，中国首先要注意在一切外交场合和文宣渠道中，公开推崇与正式承认俄国是斯拉夫各国的天然领袖(至少是东斯拉夫三国)，所谓“所有斯拉夫的河流都流向俄罗斯的大海”;全世界东正教人民的天然保护者;前苏联范围(除波罗的海三国外)各国当之无愧的领袖与核心国家;“名副其实”与“众望所归”的世界一极，对世界安全与和平负有决定性责任的超级大国;人类文明独具一格的领袖和旗手等等。诸如此类头衔荣誉真真假假，虚虚实实，但慷他人之慨，惠而不费，何乐不为?实际上人类文明的进程和外交斗争的实质往往就是以虚驭实，以小博大，最后由虚转实，由弱转强。从历史纪录来看，俄国外交并非是纯粹非理性的一地鸡毛。俄国从莫斯科公国的蕞尔小邦成长为一个横跨欧亚大陆的世界上领土最大的帝国，足见其外交避实就虚，由弱转强的功力不浅。当然，俄国外交最终是否能重塑辉煌，这个中国无义务也无能力保证。

　　中国的实利则在于，在统一大业还未最终完成的前提下，在美国主导的世界体系内保持持续发展经济，增加综合国力，避免成为西方联盟的围堵对象和头号敌人。中国目前在战略上的软肋一点都不少于俄国，而且个个几乎都是致命要害。俄国的弱点关键在于心态与实力不匹配，如能放弃过高的心态，倒也能平稳落地，去做普通国家。而中国目前已经处在外交危机极容易内化为内*危机的阶段。因此在外交战略中，中国要极为慎重，防止外交矛盾的焦点集中到本国身上。而最有效的防止手段，就是缔造盟友体系，让盟友出头承担第一波冲击，或者以攻为守，让对手无瑕针对中国发动主动攻势。

　　中外各类媒体上鼓吹多年的中美共治的G2论调，纯粹是有意无意送炭火篓子，让中国成为了其它国家的众矢之的。中国勿求虚名而处实祸，不如谦退自抑，让俄国去继续戴这个炭火篓子。反正俄国对这类高帽子一向是朝思暮想，梦寐以求;求之不得，辗转反侧。中国要把俄国推上与世界体系对抗的第一线，例如公开承认俄国在前苏联各国范围以及斯拉夫—东正教国家中具有特殊地位和领袖地位，公开表态相关范围内的小国要自觉尊重和保障俄国在此范围内的特殊利益。乌克兰危机带来的俄国在东欧前线与西方世界的对抗局面不会很快平息，中国要谨慎利用这一长期外交危机，使得外交全局的演变对中国长期有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