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维舟
来源：维舟
前些年，一项民调显示，法国人心目中最重要的本国历史人物是戴高乐，因为正是他在危难中拯救了法国，并且还有两次：
一次是年夏天，在面临战败沦陷的困境之下，在所有人陷入迷茫之际，是他发出了“法兰西的抗战烽火不会被扑灭，法兰西的抗战烽火也绝不可能被扑灭”的顽强声音；
第二次则是在年，又是他解决了战后因阿尔及利亚危机和派系纷争陷入僵局的死结，彻底改造了法国的*治体制，建立了延续至今的法兰西第五共和国。在这一意义上，说他是当代法国国父，并不为过。
在一个多元分化的现代社会，公众能对某个人物取得最大共识，这本身就意味着他的形象超越了各派意识形态的分歧。
戴高乐早年作为将*（左）与晚年作为*治家（右）
这一点并非偶然，因为戴高乐本人在整个*治生涯中都强调超*派立场，对自己的真实意图刻意保持某种“战略模糊”，他的追随者中既有左派也有右派，甚至直到今天，左右两边仍各自打着他的旗号进行*治活动。这一点他本人也心知肚明，早就说过：“每个人或现在、或过去、或将来都是个‘戴高乐主义者’。”
可想而知，这样一个人乃是矛盾的综合体，集各种元素于一身，才能既能被不同人认可，又能被从各种视角加以解读利用。也因此，他曾被称作一个“当代斯芬克斯”，一个谜一般的*治人物。
虽然他早已去世多年，但他所留下的遗产仍然活着，几乎每年都有新的戴高乐传记问世，解读这个从未被完全看清的人物。历史学者朱利安·杰克逊所作的《戴高乐将*》可能是近年来最好的戴高乐传记之一，他在书中说道，戴高乐一生都是“一个残酷而分裂的人”：
他既是法国现代史当中最受尊敬的人物，同时也是最被憎恨的人物。他受到的辱骂与赞美、憎恶与崇拜，几乎是同等的。20世纪的其他法国*治人物也被憎恨过，但从未达到戴高乐那样的程度。
《戴高乐将*》（上下册）
[美]朱利安·杰克逊（JulianJackson）著
朱明、徐海冰译
上海文汇出版社
年9月第一版
这与其说是因为他的为人处世多么富有争议，倒不如说是一个社会在现代化转型的阵痛中不可避免的现象：当整个国家不同群体的利益诉求日益多元化、彼此针锋相对时，没有人能让所有人都满意。
吊诡之处在于：正是因为戴高乐竭力超越其上，试图尽可能地弥合这种分歧，他才在受到不同派系拥戴的同时，也更遭到他们的攻击、憎恨——原因很简单，他看起来既像是代表着所有群体，又好像没有代表任何特定群体，对所有人来说都不是“自己人”。
戴高乐曾有一句名言：“一个人如何才能统治好拥有种奶酪的国家？”这并不仅仅只是一句俏皮话，而隐含着深意：自年法国大革命以来，这就是一个深陷在多元分歧中的国家。
这在好的时候带来极大的丰富性，但在坏的时候则让全国陷入撕裂、对立和剧烈的来回摆荡中，以至于不到两百年的时间里，就经历了五个共和国、两个帝国、一次复辟的王朝*权，像德雷福斯事件这样的社会争议，余波在数十年里都未能平息。
可以说，年法国的战败，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法兰西第三共和国的*治架构本身的缺陷所致：它已经陷在“多元停滞”的困局中太久，无法有效行动起来应对一触即发的危机。
年，法国战败，德*通过凯旋门，这是法国现代史上最大的耻辱
如何解决这个问题？戴高乐的答案是“法国”——所有人都应该为了法国，放下分歧，共同应对一个动荡世界中的外部挑战。也正因此，他一贯不在意追随者的*治观点，只要他们愿意服务于国家利益，他都能为我所用。
对国际局势的看法也一样：面对世仇德国，他眼里看到的也不是其意识形态，而是一个地缘*治上的德国，这使他在战后能迅速化解仇恨，打造了日后成为欧盟基石的“法德轴心”，也能在冷战最激烈的时候，在西方阵营中独持异议，既和苏联保持接触，还率先和新中国建交。
其他人是透过意识形态的眼镜看待世界，而他却是透过地理的镜片，他一生念兹在兹的是法国能在世界上扮演什么角色。
问题在于，这种强调国家认同的视角，在左翼看来，本身就是偏右翼色彩的。这一点也确实不可否认，戴高乐本人出身于一个保皇主义氛围浓厚的家族，在*中又接受了“荣誉和祖国”这一格言，从年轻时起，他就痛心于法国社会的对立和撕裂，认为要重现法兰西的辉煌，必须找到一个出路来解决当下的分歧。
对他影响最大的学者夏尔贝玑就追求所有法国传统的综合，强调“整个的不可分割”的法兰西，换言之，这一思路推崇的不是分化的特殊利益诉求，而是积累、复合和整体性。对戴高乐来说，从这无所不包的大海中升腾起来的名字就是“法国”。
戴高乐在法国战败后，在英国通过电台宣布：“法兰西没有灭亡！”
从这一意义上说，法国年的战败和年的困局虽然是国家的不幸，但对戴高乐本人而言却是极好的机会。这使*派纷争的*治精英们声誉扫地，进而召唤一个像他这样能凝聚共识的人物。他也确实一再倡导某种类似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法国出现的“神圣联合”，让不同利益群体在拯救法国这个更崇高的事业面前，同意搁置当下的*治分歧，从分裂走向团结。
与此同时，他自己则扮演了一个凌驾于派系斗争之上的角色，如果说路易十四的格言是“朕即国家”，那戴高乐未明言的座右铭其实是“我就是法国”。也难怪他在晚年坦率地承认：“我一生的憾事是未能建立君主制，因为没有君主制所需要的王室成员。事实上，我当了10年的君主。”
的确，不管怎样，他以高超的*治手腕调和了君主制传统和大革命成果之间的矛盾，并以坚定的意志推动国家向前，使戴高乐主义成功地成为法国*治传统的综合体，用他自己的话说，让左派考虑国家，让右派考虑国民。
这有点像是法国式的“通三统”，但在这个过程中，他其实也在有意无意中改变了“法国”的定义，它不再仅仅是一个国民别无选择的身份来源，而成了一个各派力量在其中进行复杂博弈的多元框架，并在此基础上产生自愿的认同。
年法国国庆时的盛况
对戴高乐来说，真正的挑战正如本书所言，“一旦危机结束，这位天佑的救世主就会变得多余”，而他的办法则是不断警告危机从未远去。
如果对比另一位*治家的命运就可以看出差异：拯救了英国的丘吉尔，在战争尚未结束之际就被选下台了，因为英国人认为，战争已将结束，和平年代需要的不再是他这样的人物了。丘吉尔当时苦笑说：“对伟大人物的忘恩负义，是伟大民族的标志。”
就此而言，虽然戴高乐困扰于法国当时的*治纷争和危机，以至他两度临危受命，但也正是这造就了他。
在他身后，再没有人能具备像他这样的威望凌驾于各派系之上，也没有那么深重的危机能召唤出这样的人物。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其实是法国的幸运，当然也是戴高乐的幸运——无人能再成为戴高乐，他也因此成了不朽的传奇，他是现代法兰西最后的道成肉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