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年，为了保护英国农业，当局实施了《谷物法》，禁止殖民地以外的外国小麦进口，导致国内谷物价格高涨，到了快要发生饥荒的地步。虽然一些理论家辩解说这是一种维护经济稳定的策略，但人们普遍认为《谷物法》就是为了在政治改革如火如荼的时候维护地主在政治上的统治地位。
反对者（尤其是来自国民经济的贸易和制造业部门的那些）认为，废除该法将让面包价格下跌，减少工资压力，进而获得更高的利润。但这场争论并不仅仅涉及利益冲突。年成立于曼彻斯特的反谷物法联盟继承了反奴隶制运动的道义大旗和政治手段。在随后的6年里，共有个附属组织成立，大部分在伦敦、兰开夏郡和西约克郡。他们在议会里的领导人是曼彻斯特纺织品商人理查德·科布登和罗奇代尔磨坊主约翰·布赖特。乔治·汤普森，重要的废奴运动代言人，于年在曼彻斯特协助组织了一场有名牧师参加的著名集会，宣称自由贸易是“福音的政治”。
在他的指导下，他们将撤销《谷物法》当成了一场道德宗教运动。科布登说道：“从今以后，我们将抓住人民的宗教情感——他们对神的敬畏将被我们用来颠覆他们对权贵的敬畏。”反谷物法联盟炮制了一种善恶两分的信息，将保护主义和贸易战、军备制造以及权贵对战争的渴望联系了起来，科布登宣称：“我认为自由贸易的原则应该在道德世界中运作，就像重力的原则在宇宙中运作一样——将人们凝聚在一起，突破种族、宗教和语言的藩篱，把我们用永久和平的纽带团结在一起。”
然而与废奴运动一样，这场斗争也是依靠政治上的机遇才得以成功的，这回是托利党首相罗伯特·皮尔的决心。皮尔是贝里的一位富有的纺织品制造商之子，所以人们以为他会是自由贸易的天然拥护者。但就像他最终投身了其他“自由”事业（天主教徒解放、《改革法》以及和平时期的所得税）一样，他一开始信奉传统的托利党纲领，后来才改弦更张。他在《谷物法》问题上改变立场的时间和原因仍有争议，尽管爱尔兰大饥荒骇人听闻的死亡人数显然是一个重要因素。
但皮尔并不像科布登那样狂热，或许还认为撤销《谷物法》的意图本质上是保守的：“它将消除广大民众针对地主的最后一项合理的不满意见”，从而支持他心目中“负责任且体面的贵族统治”作为社会秩序的根基的观念。不管皮尔的动机是什么，他们推动下议院通过了这项法案，尽管他这样做是政治自杀。大多数托利党人联合起来反对他。皮尔的财政大臣亨利·古尔本警告说，托利党的团结是“现存唯一能阻挡‘改革法案’革命浪潮的防波堤”，还说撤销《谷物法》将会分裂托利党，激化“阶级仇恨”并导致“不受制约的民主取得最终的胜利”。
皮尔是依靠反对党辉格党大多数议员的支持才取得胜利的，而他在托利党内的反对者开始着手报复。其中领头的有尖酸刻薄的本杰明·迪斯累里，迪斯累里让他于《谷物法撤销案》在议会彻底通过的当天晚上，在一个不重要的爱尔兰立法上遭遇挫败。年6月26日，热心支持皮尔的维多利亚女王在同一个信箱中收到了这两份消息。她在日记中写道：“那些可憎、短视且不爱国的保护主义者同时获胜和失败了。”皮尔于当天晚些时候辞职。
和支持自由劳动力的斗争一样，支持自由贸易的斗争也离不开英国的全球地位。反对《谷物法》的人认为，国内和殖民地的农业不管怎么妥善经营，都无法养活英国的人口，英国人口从年（首次人口普查）的万增加到了年的万，几乎翻了一番，而且增长没有任何放缓的迹象。在“不列颠统治下的和平”时期，他们也认为英国再也不用按照以前重商主义者对帝国的定义来运作了，因为它现在有能力在全球范围内采取行动。特拉法尔加海战之后，英国海军依托遍布全球的基地，保持海路通畅，没有哪个国家的海军在数量和质量上比得过它。
年，帕默斯顿一如既往地直接指出：“贸易固然不能用炮弹来实施，但没有安全，贸易也无法繁荣发展，而没有武力的保护，安全往往无从谈起。”讽刺的是，他所谓“没有安全，贸易也无法繁荣发展”的说法——自由贸易要依靠和平——驳斥了科布登矛盾（而且在帕默斯顿看来非常幼稚）的观点，科布登认为情况恰恰相反：自由贸易会带来和平。这仍然是今天科布登协会的愿景，其重要人物包括强硬脱欧派、反欧盟议员史蒂夫·贝克：“和理查德·科布登一样，我们认为，有了诚信经营和自由贸易，国际和平与社会进步就会到来。
我们赞同科布登的观点，即‘当人民之间有更多往来、而政府之间有更少互动，和平就会降临在地球上’。”然而在19世纪的英国，自由的意识形态——不管是废除奴隶制度还是撤销《谷物法》——都有赖于英国财富和实力的运作。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在年，皮尔觉得英国废除贸易保护并不需要其他国家投桃报李。英国市场将对外开放，不管其他国家是否跟进或以贸易让步作为回报。“皮尔之所以认为英国能够单方面对外慷慨，是因为它处于优势的竞争地位。”
而且，尽管皮尔不善言辞，但他的传记作家道格拉·赫德说他年2月16日的讲话是“全球化的奠基性文献之一”——他让议员们选择一个“格言”：“是‘前进’还是‘后退’？哪一个更适合做这个伟大帝国的格言？”英国制造业出口的模式揭示了这种新型自由贸易全球主义的范围。年，向欧洲其他地区的出口占到了近84%，但到18世纪70年代，这一比例降到了45%，而向北美和西印度群岛的出口则占到了47%。然后到了19世纪50年代中期，这两个地区的比例分别只有29%和28%，而有43%的英国制成品出口到亚洲、澳大拉西亚、近东、非洲和拉丁美洲。
棉纺织品是出口商品的绝对主力，钢铁制品紧随其后。而新大英帝国的地理中心是印度次大陆——英国通过掠夺性贸易和野蛮的武力将其征服，但也用自由的意识形态来为自己正名。东印度公司在年获得了伊丽莎白女王的皇家特许状，它在最初的一个世纪里的活动基本局限于贸易领域。但在18世纪，随着莫卧儿王朝在印度的统治崩溃，英国和法国争夺全球殖民帝国，该公司转而开疆拓土，组建了自己的私家军队，并直接或通过附庸统治者掌控了次大陆的大片领土。在拿破仑战争最激烈的时候，东印度公司拥有25万大军。
不过，它的征服导致债台高筑，而且在特拉法尔加海战后，它在印度贸易中的垄断似乎成了没有道理的重商主义老古董。它在年被剥夺了大部分的贸易垄断权，并于年丧失了全部——它现在的官方角色仅限于管理印度的领土。对东印度公司利益的攻击和反对西印度群岛奴隶主游说团体的斗争一样，是由福音派和自由贸易者领头的，他们辩称把基督教文明带到印度同样也将促进英国的贸易。
年，福音派政治家查尔斯·格兰特说，至于“那些神交给我们的……遥远领土，难道不是让我们不仅能每年从中攫取利润，还能在它们深陷黑暗、罪恶与痛苦的居民中间传播真理光明而仁慈的影响、有序社会的祝福以及发达工业的改良与舒适吗？……在这一工程的每一项进步中，我们也要服务于我们来到印度的最初目的，这一目的仍然对这个国家非常重要，那就是扩张我们的贸易”。格兰特完全相信“就连欧洲的法律和制度也远超亚洲，英国的制度更是如此”。
这种我们今天会称为“东方主义”的论调充斥着英国教化使命的整个观念。在年的法律之后，它体现在年的《英语教育法》中，该法用东印度公司的资金来教授印度人英语，进而灌输英国的价值观。对这一宏大计划最著名的阐述出自年的托马斯·巴宾顿·麦考莱，这位辉格史学家当时是利兹的议员。他认为，“作为一个蒙受远超平凡的政治自由和思想光芒的民族”，英国人没有权利“对整个人类的任何部分隐藏同等的自由与文明”。
结语
麦考莱并没有回避这一进程有可能对英国统治印度所产生的长远影响。他写道：“或许通过良好的治理，我们可以教育我们的臣民获得更好的治理能力，这样，他们在学习了欧洲的知识后，或许有朝一日会要求拥有欧洲的制度。”麦考莱不知道“这一天是否会到来”，但他说他决不会“试图阻止或延缓这一天的到来”，因为“不管这一天什么时候到来，它都将会是英格兰历史上最令人骄傲的一天。看到一个伟大民族深陷奴役和迷信的深渊，然后统治他们，使之向往且有能力获得作为公民的一切特权，这的确将是我们所有人的荣耀”。
